真君子表裏如一，言行一致。偽君子表裏不一，行不踐言。「表」指公開的、別人看得見的表現；「裏」是內心的認知、想法、信仰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別人難以觀察到。「言」是公開表達出來的東西，別人能聽得到；「行」是行動、行為，別人可能觀察到，也可能觀察不到。

撰文：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

在《真誠幻覺》一文中，我主要引用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研究，討論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：迫於社會壓力，「偽君子」不僅傾向於遵從「主流」，說自己內心不相信的話，做自己私下不認同的事，而且會充當「執法者」（「思想警察」），監督和懲罰那些言行與自己不同的人，以顯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「真誠的」。

也就是說，他們不僅自己「指鹿為馬」，而且絕不寬容膽敢「指鹿為鹿」的人。似乎不如此，就不足以證明他們自己是「主流」的忠實捍衞者。

當然，生活中有偽君子，也有真君子。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不僅發現了「偽君子」，也發現了「真君子」，揭示了真君子與偽君子的不同。

在韋勒、庫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實驗中（Willer, Kuwabara and Macy, 2009），A和B兩杯酒完全相同，但27名實驗參與者（佔52.9%）給A的分數顯著高於B，因為「A比B好」是「主流」觀點（儘管不正確），這種「主流」觀點在實驗參與者給出自己的評價前就人所共知了。

不過，還是有13人（佔25.5%）給A和B打了相同的高分（正確但非主流）。甚至有11人（佔21.6%）評價B好於A。這說明並非所有人都附和「主流」，也有人會公開表達不同觀點。

考慮到品味的主觀性，即使同樣的酒，由於個體的品味差異，或者品嚐的先後順序不同，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，我們不能由此就推斷說，遵從「主流」觀點的27個人說的一定是假話，不遵從「主流」的24個人說的一定是真話。但接下來「同行互評」提供的訊息，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確實如此。

真君子表裏如一

在「同行互評」環節，那些不遵從「主流」觀點的實驗參與人（即那些認為「A和B一樣好」的實驗參與人），無論自己對「同行」（模擬參與人）的評分是否公開，對「離經叛道者」的評分都高於對「主流」的評分，儘管公開場合比私下場合的差異略微小一些。

但那些遵從「主流」觀點的實驗參與人則完全不同：當知道自己的評分將被「公開」時，他們給「主流」觀點的評分顯著高於給「離經叛道者」的評分；但當知道自己的評分將被「保密」時，他們給「離經叛道者」的評分顯著高於給「主流」觀點的評分，與訊息公開時正好相反。

顯然，那些堅持自己的判斷、不受「主流」觀點影響的參與人，不僅自己在公開場合說真話，表裏如一，而且不會貶低「離經叛道者」；而那些追隨「主流」觀點的人，不僅自己「公開說假話，私下吐真言」，表裏不一，而且還會故意貶低「離經叛道者」。

社會心理學家還用計算機模擬模型證明，「偽君子」在強迫人們遵從「主流」規範上比「真君子」（真信徒）表現得更為積極，思想警察實際上可能是騙子（imposter）（Centola, Willer and Macy,2005）。這是因為，真君子「遵從」是發自內心，他們坦坦蕩蕩，不害怕別人指責自己不真誠，但偽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「偽真誠」。

比如，抗日戰爭結束後最起勁誣陷別人是「漢奸」的人，正是那些真正的漢奸。他們這樣做的目的，就是隱瞞自己的漢奸史。類似地，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現得最「革命」。事實上，經驗觀察表明，「偽君子」經常會用力過猛，比如美國弗洛伊德事件中一些政客當眾「下跪」，似乎不下跪，就不足以證明自己是「反種族主義者」。

當然，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，遵從「主流」者就是「偽君子」，不遵從「主流」者就是「真君子」。真君子和偽君子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表裏如一、言行一致。

如果一個人內心真的相信「主流」，他遵從「主流」就是真君子；反之，如果一個人內心相信「主流」，但在某些特定的場合，出於機會主義的考慮，假裝「特立獨行」、反對「主流」，他也是個偽君子。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至死也反對量子力學，在社會理論上堅持「為需要生產」、反對「為利潤生產」，但他是一個真君子，因為他說的就是他內心相信的。

通常情況下，違反「主流」比遵從「主流」需要承擔更大的個人成本（這是「社會壓力」的基本含義），遵從「主流」者中的偽君子比不遵從「主流」者中的偽君子比例要大。

比如，在天主教佔主流的社會，天主教徒中的「偽君子」比例一定高於基督新教信徒中「偽君子」的比例；而在基督新教佔主流的社會，情況正好相反。「左派」和「右派」中都有「真君子」和「偽君子」，但在「左派」佔主流、正統地位的社會，「左派」中「偽君子」比「右派」中的「偽君子」比例高得多。「偽君子」和「主流」是相互強化的：「主流」生產「偽君子」，「偽君子」創造「主流」。

每個人都有「私下」和「公開」兩方面。對一個觀點或規範，人們私下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，公開場合可能遵從也可能不遵從。這樣，總共有四種可能的類型：A類型：私下相信，公開遵從；B類型：私下不相信，但公開遵從；C類型：私下相信，但公開不遵從；D類型：私下不相信，公開不遵從。A類型和D類型是真君子，因為他們「表裏如一」；B類型和C類型是偽君子，因為他們「表裏不一」。

信念強的人不易說假話

一個人能否做到表裏如一，第一依賴於他內在的信念有多強，第二取決於外部壓力有多大。信念特別強的人，不大容易說假話，因為說假話導致認知失調，心理成本太高。宗教的殉道者和鬧革命的犧牲者就屬於這一類人，對他們來說，背叛信仰還不如死。

比如，托馬斯．莫爾（Thomas More），這位亨利八世國王的首席大臣、大法官和《烏托邦》一書的作者，當亨利八世與羅馬教會分離、自認英格蘭教會首腦時，他只要簽字認可，就可以保全自己，但他寧可上斷頭台，也不願背叛自己對天主教和上帝的信仰。

希特勒1933年上台後，納粹黨沒費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德國學術界，有猶太血統和公開批評納粹黨的教授被解聘，留任的教授們變得服服帖帖，甚至主動投懷送抱，數百人聯名簽署呼籲書，支持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政府。但納粹黨對宗教界的征服卻遭遇到頑強而持續的抵抗，圍繞德意志基督徒理念統一國教、融合德國新教和納粹種族主義的計劃以失敗告終，與天主教的鬥爭也只取得有限的成果，即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，有些甚至被監禁。

「耶和華見證人」這個宗教團體始終拒絕向納粹政權妥協，他們拒絕起誓効忠希特勒，不行納粹禮，不參加政治集會，拒絕參加選舉，拒絕應徵入伍，導致其中950名見證人死在集中營。其原因就在於，教士和神父比學者和專家有更強的理念，對自己的信仰更虔誠，更少功利主義，政治壓力對他們起的作用有限，有時甚至適得其反。

但對大部分學者而言，「學問」就是「飯碗」，他們信奉的是「生存哲學」，很容易在外部壓力下屈服。所以不難理解，當上世紀三十年代計劃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時髦起來的時候，只有少數像米塞斯、哈耶克這些具有堅定信念的經濟學家，才可能舉起市場經濟的理論大旗。

大眾易變「烏合之眾」

對信念不很強、缺乏自信的人來說，在面臨社會壓力時，要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很難的，所以他們更可能隨波逐流，以保持「永遠正確」。不讀書、不願思考、缺乏推理能力的人，通常不會有很強的信念，很容易被別人忽悠。這就是普通大眾容易變成「烏合之眾」的原因。

希特勒非常明白這一點，所以他說：「想要發動的群眾越廣大，宣傳中的知識水平就必須越低……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力非常有限，他們知識不多，但忘性很大。」他還說，宣傳必須激發激情，而不是理性，因為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性情和態度都過於女性化，以至於冷靜的說理對思想和行動的影響，遠小於情緒和感情的作用。」

這樣說當然不意味着有很強理念的人一定對人類有好處。事實上，在人類歷史上，由「真君子」的強理念導致的災難比比皆是，既有宗教的，也有世俗的。避免這種災難的辦法是減輕「主流」觀點對每個個體排他性的物質和精神壓力。

比如西方近代實行的「政教分離」和宗教的世俗化，使得做「異教徒」的成本大大降低。宗教國家「政教合一」，用暴力手段迫害異教徒，災難就難以避免。

沒有人可以完全無視社會壓力，因為沒有人可以完全置個人利益於不顧。不遵從「主流」的人，通常會錯失有利可圖的機會，甚至面臨生命危險。這也是為什麼越是自私的人，越可能表裏不一。

指鹿為馬的人不是因為自己不知道那是鹿，而是因為說真話的代價太大。因此，現實中，如果一個人能做到70%的情況下「表裏如一」，就夠得上是「真君子」了。當然，如果70%的情況下「表裏不一」，就只能歸為「偽君子」了。

沒有一個社會沒有偽君子，也沒有一個社會沒有真君子。關鍵是各自的相對比例。這取決於體制和文化。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間不得不當偽君子，這個社會就容易走向災難。

任何社會都有「主流」。一個健康的社會，人們對「主流」規範和價值觀念的遵從，是出於尊重而不是恐懼。改革就是減少人們對外部壓力的心理恐懼和得失計算，使得更多的人願意做真君子，而不是當偽君子。

（本文獲作者授權，原文發表於《讀書》2020年第7期，原題為《真君子與偽君子》。本文有刪節。）